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其在平时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必然要有自然人代表公司表达意志，此时，法定代表人就应运而生。正因为法定代表人能够代表公司对外做出决定、表达意志，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法定代表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但现实中，很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仅是挂名的，且并未掌握公司的公章、执照等证照，无法代表公司对外经营；在离职后，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等相关机构因各种原因无法做出变更法定代表人决议，导致已离职的员工仍然挂名做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承担着相应的义务、责任。因此，近些年法定代表人起诉公司要求公司变更登记纠纷逐年增加。现笔者根据相关经验及搜索到的判例，就该类型的诉讼裁判规则进行归纳。 一、案例一 王健军与北京一团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案号：(2019)京0105民初19136号】 案情 2016年5月19日，一团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为银川圣地公司和北京彼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分别持股51%和49%。 2016年10月8日，王健军入职京银圣地国际旅游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银圣地公司），担任司机职务。 2018年5月23日，王健军被登记为一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8年10月10日，一团公司为王健军出具离职证明，上载：“兹证明王健军自2018年6月担任我公司名誉法定代表人，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管理，至2018年10月10日申请离职，公司准予离职，并承诺公司所有债权债务与王健军个人无关。” 2018年10月11日，一团公司出具关于王健军同志要求辞职的批复，上载：“王健军同志于2018年10月10日向我单位递交的辞职报告，经研究，同意王健军同志的辞职请求。” 诉讼中，王健军称其劳动关系仅在京银圣地公司，之所以被登记为一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因为一团公司和京银圣地公司的大股东均为银川圣地公司，当时是由银川圣地公司指派王健军担任一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王健军担任一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每月会发放1000元的法定代表人补贴。 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王健军的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申请变更登记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公司已经具备了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条件，公司已经制作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所需的合法、有效文件，例如股东会决议，否则，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案例二 沈伟民诉上海蜜意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案号：（2017）沪01民终14399号】 案情 蜜意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25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当时登记的股东为程某，法定代表人亦为程某。2015年8月27日，蜜意公司的股东程某做出《股东决定》，内容为免去程某担任的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委派沈伟民为蜜意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并于当日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将蜜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程某变更登记为沈伟民，沈伟民在该申请书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栏目签字。2015年9月2日，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2015年10月12日，蜜意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将其股东由程某变更登记为程某和徐某，将公司类型由一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登记为有限公司（国内合资），沈伟民在申请书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栏目签字。2015年10月20日，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沈伟民非蜜意公司的员工，仅在2013年12月至2016年9月间在上海XX有限公司工作，该公司由程某的配偶郭君娣担任法定代表人。沈伟民未参与蜜意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亦未从蜜意公司处领取过任何报酬。蜜意公司的公章由股东程某掌握。2016年11月29日，沈伟民曾向蜜意公司及其股东发出《告知函》，要求辞去蜜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等与实际身份不符的职务，并要求蜜意公司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但蜜意公司未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 裁判结果 蜜意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涤除沈伟民作为蜜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 裁判规则 1.法定代表人与其所代表的法人之间存在实质关联性，实质性关联表现为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法人性质上属于法律拟制人格，其对外开展民事活动主要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这就要求法定代表人与其所代表的法人之间存在实质关联性。就公司法人来说，其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实质关联性，就在于法定代表人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正如我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一个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人，不可能也不应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其根本就不具备对外代表法人的基本条件和能力。本案原告2013年12月至2016年9月间在上海文呈君业会务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没有参与过被告的日常经营管理，且被告实际由股东程一峰控制，因此这种情况下由原告担任被告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显然背离了我国《公司法》第十三条的立法宗旨。 2.原告既非被告的股东，亦非被告的员工，承担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相应责任有失公允。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原告既非被告的股东，亦非被告的员工，且除了在《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栏目签过字外，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实际参与过被告的经营管理，原告亦未从被告处领取任何报酬，但是，原告作为被告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却要依法承担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相应责任，显然有失公允。 3.股东限期进行新法定代表人的确定并完成变更登记，限期内不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存在营业执照吊销风险。 关于原告要求将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变更登记为程一峰的诉请事项，鉴于被告股东之间尚未就是否应由程一峰担任法定代表人形成决议，本院则不予支持，因为具体由谁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属于被告的内部治理事项。需要指出的是，审理期间，本院曾当庭向被告释明法律风险：一旦本院判决由其涤除原告作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而被告却不明确由谁作为继原告之后的法定代表人，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则可能引起的风险是被告的登记事项将不符合《公司登记条例》规定的登记事项，存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被告营业执照的可能性。本院希望被告现两名股东认真对待本案可能对被告产生的不利后果，并要求被告在两周内由现两名股东开会协商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至何人名下，并在将来配合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事项。但被告未予答复。被告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后果。 三、案例三 龙郁丽与天津津都新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天宇海丰投资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号：（2016）津0116民初2431号】 案情 第一被告津都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25日，股东为第四被告汉镒公司，案外人尚用立担任津都公司法定代表人，龙郁丽担任津都公司监事。该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12月28日，原股东汉镒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6月7日，津都公司召开董事会议、股东会议，会议表决通过由原告龙郁丽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为3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同日，津都公司就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龙郁丽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进行变更登记。2012年12月1日，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在津都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二被告天宇海丰公司。同日，津都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龙郁丽为执行董事，任期三年，并聘任其为公司经理，同时决定由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4年2月13日，津都公司与龙郁丽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约定为2014年1月26日至2016年1月25日，具体工作内容为财务经理。2015年5月18日，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决定解除于2014年2月1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就劳动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诉求。同日，龙郁丽与天宇阳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约定为2015年5月18日至2016年5月17日，工作岗位约定为财务经理。2015年12月31日，天宇阳光公司与龙郁丽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经龙郁丽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龙郁丽在该公司的最后工作日为2015年12月31日。后双方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2015年12月14日起，原告龙郁丽多次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等方式与四被告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联系，请求津都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27日，龙郁丽作出法定代表人辞职报告，表示不愿再担任津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请公司尽快安排变更事宜。同日，其将该报告向汉镒公司法定代表人郭钧寄出。期间，因津都公司多次涉诉，龙郁丽作为法定代表人被相关法院多次通知到庭应诉及配合执行工作等。 裁判结果 被告天津津都新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如未按期变更，视为龙郁丽不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裁判规则 1.法定代表人与任职公司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 龙郁丽与津都公司及津都公司的关联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劳动关系。后龙郁丽明确提出不再担任津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龙郁丽既非津都公司股东，亦与之不再存在劳动关系，且执行董事任期届满未获连选连任，同时明确表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其已无法代表公司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亦不能对外代表津都公司。 2. 法定代表人身份影响正常工作 同时，龙郁丽因为担任法定代表人，在津都公司涉诉案件中均被告知需要配合法院出庭应诉或配合执行工作，在实际上已经因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存在影响到其个人信誉、生活及工作。 3. 原告对此问题已无其他救济途径 津都公司作为一人有限公司，在明知原告多次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在执行董事任期3年届满的情况下，违反公司章程规定，怠于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相关手续。在此情况下，本院考虑到原告对此问题已无其他救济途径，故本院应当判令津都公司限期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因公司变更登记本系津都公司内部自治范围，原告要求其他公司予以配合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不同案例，笔者总结法院对该类诉讼的裁判规则如下： 1.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否已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就变更法定代表人形成相关决议 如上述案例一类似情形，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公司已经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就变更换法定代表人形成相关决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2. 法定代表人与其所代表的法人之间是否存在实质关联性 如上述案例二类似情形，法定代表人更换虽然没有经过决议程序，但是原法定代表人已经与任职公司完全脱离了联系，劳动关系终止，实质不参与公司管理，在此种情况下法院倾向于判定支持原法定代表人要求变更法定代表登记的请求，但是原告需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如辞职信以及辞职信的送达凭证、劳动关系解除的相关证明、停止参与公司管理的相应证据（如相关证照、关键合同、印章等日常管理资料的移交），与股东沟通辞职与变更法定代表人事宜的邮件等书面沟通记录。 3.原告对此已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无其他救济途径 如上述案例二、三类似情形，公司变更登记本系公司内部事务，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已经穷尽公司内部救济途径（如：要求股东或董事召开临时会议，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未果或章程规定的其他途径），在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程序仍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且仍然要求原告承担法定代表人相应责任，明显有失公允的时，法院倾向于支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请求。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不仅影响着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也影响着债权人的权益。2018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虽然只有4条，但意义重大。它是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补充和完善，扭转了婚姻存续期间债务一律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局面，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 一、经典案例 1.罗世敬与郭辉娅申文忠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2018）渝民申825号 案件事实 经审查，2015年3月30日，罗世敬通过中国银行铜梁支行向申文忠转款10万元。2015年4月1日，罗世敬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手机银行再次向申文忠转款20万元，双方并于当日签订了《担保借款合同》一份，载明借款30万元；借款时间12个月，从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借款利息为月息2%。当日申文忠还向罗世敬出具了收款条，载明“今收到罗世敬借款，由转账和现金划出资金，人民币小写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收款人申文忠”。申文忠向罗世敬按期给付了三个月的利息。借款到期后，因申文忠、郭辉娅拒不还款，遂引发本案诉讼。 法院认为 第二，关于本案举证证明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本案中，债权人罗世敬应当对申文忠、郭辉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申文忠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经查，本案中，申文忠于2015年4月1日出具的《担保借款合同》以及收款条仅有申文忠的签名，并无郭辉娅的签名，郭辉娅亦未向罗世敬明确对该债务系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予以事后追认。本案所涉借款本金30万元，数额较大，已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罗世敬举示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申文忠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二审法院在审理期间根据已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确定的法定举证规则，认定郭辉娅不应就本案所涉30万元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罗世敬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2.李连昌、徐瑶企业借贷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2018）赣民再262号 案件事实 2012年11月20日，合信公司与徐瑶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徐瑶向合信公司借款人民币270万元整。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贷款期限6个月，自2012年11月29日起至2013年5月24日止。同日，浩源公司与徐瑶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合信公司与徐瑶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履行，浩源公司愿意提供保证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合信公司于2012年11月29日向徐瑶62×××35江西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270万元借款，徐瑶于同日出具了借款借据。徐瑶收到借款270万元，当日转账支付70万元至案外人周海啸62×××40江西银行账户，另外200万元由案外人周海啸代徐瑶柜台取现。而贷款期限届满后，徐瑶借款本金分文未还。2014年3月17日，浩源公司归还了最后一笔利息46620元后，未能归还任何款项。另，庭审结束后徐瑶、李连昌向本院申请调取徐瑶62×××35江西银行账户和周海啸62×××40江西银行账户自2012年11月29日起至今的银行交易流水。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该院依法调取了该证据。徐瑶、李连昌表示该证据再次证明徐瑶收到合信公司借款270万元后，当日直接转账70万元给周海啸，周海啸取款200万元的事实，以及此后徐瑶和周海啸该两个账户之间再无资金往来。徐瑶、李连昌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8年9月4日登记结婚。 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徐瑶向合信公司所借270万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连昌应否承担共同偿还本息责任。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月16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规定“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2018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出《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第二条规定，已经终审的案件，甄别时应当严格把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标准。上述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就该解释适用范围的通知内容明确了已经终审的案件可以适用该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二条后半部分所列举的债权人与夫妻一方串通情形仅系终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表现之一，并非只有债权人与夫妻一方串通损害另一方的情形才能在终审后的再审中适用。因此，本案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如果债权人主张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债权人举证。本案中，徐瑶向合信公司借款270万元，尽管发生在徐瑶和李连昌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笔借款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合信公司以该笔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李连昌主张权利，应当由合信公司举证证明该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在本案诉讼中合信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二审认定徐瑶的贷款转给周海啸或被周海啸现金支取，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借款270万元债务系徐瑶的个人债务，实际系将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李连昌，并由此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李连昌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对李连昌的再审请求予以支持。 3.孙红、鲁颖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2017）辽民再500号 案件事实 自2013年12月31日起，李永祥分多次向鲁颖借款合计250万元，其中2013年12月31日，鲁颖向李永祥银行账户转款支付192万元，2014年6月30日又向李永祥银行账户转款支付15万元。2014年4月14日、12月22日、2015年1月26日、2月15日鲁颖又按照李永祥的指令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他人转款支付合计322600元，其余款项均以现金方式支付。2015夏，李永祥为鲁颖出具了250万元的借条，时间签署于2014年1月1日。借条出具后，李永祥已偿还鲁颖25万元，现尚欠鲁颖225万元。李永祥与孙红原系夫妻，1998年，李永祥诉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与孙红离婚，后经调解撤诉。2006年8月29日，李永祥、孙红签订了《夫妻房产约定书》，约定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归孙红所有，该房屋的贷款由孙红偿还；还约定位于大连市中山区（后改为港景园18-2-17-1）房屋归孙红所有。并约定孙红享有上述财产的产权，有独立自主的以任何形式处分该财产，李永祥不得干预，上述约定书经大连市公证处予以公证。2015年6月23日，李永祥、孙红协议离婚，协议约定男方自动放弃所有财产，无房屋分割，无债权债务处理。 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债务是否系李永祥、孙红的夫妻共同债务，李永祥、孙红是否应承担共同偿还义务。首先，从鲁颖一审提供的向李永祥出借的款项银行转帐明细，2013年12月31日，鲁颖转账支付给李永祥192万元，李永祥当日转账给珠海的陈东亮银行账户157.8万元，转给白刚30万元，李永祥自认用于购买澳门博彩筹码，2014年4月17日鲁颖给郑泳涛307760186048中国银行卡转款24.51万元，郑泳涛证明用于为李永祥购买澳门博彩筹码，鲁颖在一审时，对于借款的用途没有说明，对于出借只是基于对李永祥的信任。其次，案涉250万元借款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虽然鲁颖提供微信朋友圈的照片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及发票等证据材料，欲证明李永祥与孙红虚假离婚，逃避债务，但上述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案涉250万元借款用于李永祥、孙红家庭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第三，鲁颖提供的李永祥出具的欠条只有李永祥签字，支付出借款的银行转账明细也证明是李永祥个人收款，大数额的借款也未经孙红事后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鲁颖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系用于李永祥、孙红抚养教育子女、赡养父母，或用于共同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支付婚姻共同生活应支付的债务等，李永祥向鲁颖借款并非李永祥、孙红的共同合意。同时鲁颖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永祥的借款，孙红及其家庭成员从中获得了利益，故不能认定涉案债务系李永祥、孙红的夫妻共同债务，鲁颖以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孙红共同偿还，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李永祥、孙红协议离婚，李永祥放弃自己应得的财产，鲁颖可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主张该夫妻约定无效或者予以撤销。 二、律师解析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主要规定了三大类： (1)“共债共签”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规定从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角度，明确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以及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原则。 (2)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夫妻之间具有家庭日常生活事务代理权，一般认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费支出。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种类主要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等八大类。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可以参考上述八大类家庭消费，根据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如双方的职业、身份、资产、收入、兴趣、家庭人数等)和当地一般社会生活习惯予以认定。 (3)对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外的夫妻共同债务，针对此债务债权人不仅要证明债务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还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判断共同生产经营，则可参考《公司法》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2.关于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所确定的举证责任，是预先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则确立了“家事代理可原则推定+其他债务债权人应举证”的双重结构，具体如下： （1）“共债共签”下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确定了“共债共签”的原则，故在此情形下，债权人只需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即可完成举证责任。 （2）“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债务下举证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确定了推定的共同债务，即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推定为共同债务。根据上述规定，即便债务人系夫妻一方，只要债权人能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亦可认定为共同债务。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一方反驳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则由其举证证明所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3）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债务下举证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如主张夫妻共同债务承担的，需承担举证责任，并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三、相关法律规定 （一）《婚姻法》 第41条就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了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偿还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规定强调了“共同生活”这一认定标准。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23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除外。 最高院以债务形成时间作为判断标准，分为结婚前所负债务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前者原则上为个人债务，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婚后共同生活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后者即使是一人对外所欠债务原则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分别作为该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院的此次补充规定并没有跳出“24条”既定的立法思路。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 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2019年8月22日，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学院企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范小华与中国政法大学黄海老师莅临声驰律师事务所，与声驰律师就“高校与律所深入对接”展开交流探讨。 研讨会中，范小华院长就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资源整合、深度合作等方面展开详细阐述。双方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为下一阶段的合作发展作出进一步计划与安排。 研讨会环节 金颖主任（左）  范小华院长（右）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千帆计划”最早的实习实践基地之一，声驰所长期致力于法大的人才培养。最近，又有两位优秀的法大学子在声驰律所实习结束，借此机会，中国政法大学黄海老师探望了两位实习生，为她们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合影留念 承君子之道，方可声驰千里。多年来，声驰律所一直秉持着责任、信念、专业的声驰之道，支持高校学术研究，助力法律人才培养，致力于为中国法律行业添砖加瓦。未来，声驰律师依旧会铭记责任、坚守信念，提高自身服务水准，回馈社会。